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略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对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平安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大国治安实现有效治理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综合运用政府与社会“两只手”的合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综为汇聚力量，合为发挥合力，要求运用好政府之手与社会之手两手力量，把治安问题视为社会病症，分清症候、对症下药、辨证施治。政府之手，着重在关键部位、重点问题，要起到引导协调作用，主要特征是“硬”，需要约束和规范；社会之手，着重在覆盖全面和影响深远，要产生传动承托效应，主要特征是“软”，需要指导和管理。两只“手”，着力领域不同，运用手段不同，追求目标不同，关注重点不同，必须实现合理部署、科学布局、软硬结合，实现协同的最佳效应。

面临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发现，过去政府“管”多了，“做加法”多了，“硬”的行政方式多了，现在要适度“做减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鼓励社会参与，注重法治转型，既要防止“父爱主义”的政府一味托底现象，又要避免“软的过软，硬的过硬”的无力局面，更要避免没有“减压阀”的高压锅效应。小政府大社会是现代社会建设的方向，但在中国社会治安的语境中，从解决最根本的民生——平安问题出发，笔者认为大社会固然代表强化社会力量一方，小政府却决不能演变为弱政府。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党和政府保持领导力和控制力是防止改革方向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前提。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更好运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两只手，政府通过指导组织志愿力量、购买社会服务深入动员，社会通过自愿参加和互助协作参与治理，“两轮驱动”——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安多元共治格局。

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四化”融合发展

综合治理法治化。良法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社会治安实现有效治理的普遍要求。社会治安实现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法治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治安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化首先要实现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即总结20余年来的综治实践并予以制度化法治化，完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之下的平安建设法治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构、治理手段等体系架构和治理的组织统筹、分工推进、应急处置、运行保障、舆情引导等机制设计；其次是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法治能力和法治水平提升，既包括处于“关键少数”地位的领导干部法治素质提高，也包括公民普遍守法的意识和观念增强。复次是治理方式的法治转型，要求引导综治参与主体运用法治方式把治安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的法治问题来加以解决，但决不意味着以法律手段来全部替代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教育等其他手段。

综合治理信息化。海量信息及其处理是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海量数据需要高效采集储存、安全互联共享、快速挖掘处理、精确研判运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对的是亿万群众，要解决的是人人息息相关的治安问题，没有信息就是“睁眼瞎”，没有准确的信息就会“瞎指挥”，信息滞后或者不会研判运用信息，就会打败仗。信息化要求顺应大数据时代要求，运用“互联网+”技术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插上翅膀”，让信息实现互通共享，产生最大效能。

综合治理精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推进公共安全工作精细化、信息化、法治化，不断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努力建设平安中国。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精细化是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出发要求细化流程量化标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先进理念，要求精益求精、关注过程、注重细节。“蝴蝶效应”在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屡屡发生，正是印证了综合治理精细化之必要。

综合治理社会化。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对推动形成全民共建共享、尊重你我、秩序与活力共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靠党政部门单打一、全包揽显然难以适应经济新常态新均衡，难以适应新产业新业态，难以适应社会新形势新挑战。综合治理社会化必须创新制度设计、创造开放空间、创设沟通平台，协调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平安建设，形成党政主导与社会共治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社会内在的自生秩序。

法治化信息化精细化社会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治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发展和实践提升的必由之路。“四化”交织融合，互为支撑，相辅相成，构成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四重境界。当前需要运用“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注重过程细节，注重法治保障，注重共建共享，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四化”融合发展。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现代化的辩证认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现代化，既有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有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对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技术进行总结反思，也要在良法善治的现代治理理论视野中加以改进完善。

一要认真把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崇尚秩序与稳定，从司寇、廷尉的司法职官设置到编户齐民、乡里保甲的基层治安制度安排，都体现和反映古代中国礼法并用、综合为治的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经过长期探索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应对治安问题的根本方略和系统工程，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待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我们决不能自高自大、故步自封，而应理性分析、科学予以继承创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综治工作的成功经验，这一“传家宝”不仅不能丢，还需要发扬传承。对被实践证明存在重重弊端的做法如压制式维稳、运动式维稳，则需要更新思想观念、革新方式方法。比如，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即为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新路子。

二是正确处理全面与重点的关系。综合治理是系统工程，全时空全方位全覆盖是“全面”，但“全面”不是平均受力、平行推进，而是有重点有侧重。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强调重点区域控制、重点部门保卫、重点人员管控，讲求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点线面有机结合。治安治理现代化，必须讲求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防止“碎片化”“分段化”导致的综而不合、合而不实。对何处是短板、何处是受力点、何处是症结所在，解决何种问题需要协同哪些部门综合哪些手段，高限在哪里，底线在何处，必须心中有数、脑中有策、手中有招。

三是深入理解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实现善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追求，探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当在善治的框架下展开。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果的有机统一。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定义治理为“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与善治是舶来语，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国话。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20余年的成功实践形成了关于治安综治的组织领导、利益协调、教育疏导、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服务管理、基层建设的独有体系和治安综治的统筹分工、协调推进、风险预警、考核评估、过错问责、运行保障的特有机制。这是大国治安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也是治安问题治理创新的“中国特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