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平安中国，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都可以从“职责能力效率维度进行分析，运用此分析框架，并结合对具体实践的观察，可以对当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一个新的思考和认识。

效率维度：人防+技防与大数据的运用

总的来看，多地正在用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并且正在通过加大技防的比重，使得整个综治维稳工作更为高效、更加稳定、更为持久。当然，这种管理方式还是有点偏于静态，重视了人和属地的管理，但是相对忽视了事件的管理；重视了管控和预防，却相对忽视了突发情况预测。而对于有些地方而言，如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破解社会治安难题，提升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水平，尤其是如何利用大数据服务于社会稳定维护工作，仍然是一个必须重视的课题。

时至今日，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急剧地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之深刻，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都毫不逊色。在公共安全方面，一些城市已能很娴熟地运用大数据预防犯罪。利用庞大的数据集，可较为轻松地展现犯罪热点所在，预测可能发生犯罪行为，并将被动化为主动，而这对于我们提高预测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好地优化维稳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能力维度：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实践表明，多地党委政府都坚持民生优先、群众第一的原则，高度重视公共产品的供给，通过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来争取人心、凝聚民心、稳定民心。正是这些措施得力，老百姓普遍反映和政府的关系更近了，对政府也更信任了，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也更好做了。

但我们也发现，比之公共产品供给本身，我们对于公共产品真正的利用率相对忽视。曾经有个地方的领导同志公布了一组工作摸底情况：村里面的文化室和书屋，有的没有按时开放，开放了也没人在里阅读；报刊阅读栏没人看，也没专人负责更新……公共产品都供给了，对老百姓究竟有没有效果？老百姓为什么对此不关心？这些都值得思考。

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对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由于长期受“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的影响，我国有些地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还带有很强的指令性，导致农村公共产品出现了“供需错位”、农民对服务满意度较低。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效。为改变这种现状，提升农民的满意度，可以从农民的需求出发，依靠一套完善的农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让农民需求能够有效地传导到决策系统，影响公共产品决策。

职责维度：推进网格化管理

在社会流动不断增强、社会阶层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网格化管理”这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新方式得以运用。比之传统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要更加精细化、扁平化，其背后是服务与控制理念的复合，服务是手段，治理是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格化管理也在不断改进。从多地实践来看，网格化管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网格化管理虽然重心体现了服务，却忽略了治理内涵；虽然侧重于民生工作，却片面化了群众工作，没有让群众成为社会管理与发展的主体，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二是社会信任不足。少数地方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社会稳定问题突出，这与公众对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干部的信任缺失有一定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必须对网格化管理工作采取进一步改进措施。首先是实施三网融合。网格化不仅仅是社会治安网络，还是城市管理网络和社会服务管理网络。必须将电子地图技术与市政管理相结合，将城市管理落实到责任区、责任人；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信息平台建起来，特别是在完善摄像头网络和社区居民电子档案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将包括人、地、事、物、组织服务管理在内的社会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建设全面推开、快速推进。其次是争取从网格化走向网络化。这意味着价值理念上强调互相合作、彼此信任、利益协调；治理主体上强调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主张通过价值共识形成合作机制，通过公众组织化形成信任机制，通过利益共享形成协调机制，通过公共文化建设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从而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