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跃进，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和智能终端迅速崛起，“大数据+智能化”时代悄然到来。网络购物、网上订票、在线订酒店、手机订外卖,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送货到家的便捷服务。然而“大数据+智能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此时，应采取多种合理有效的措施，构建协同共治的社会管理体系，有效解决“大数据+智能化”下的社会治理问题和挑战。

1.“大数据+智能化”顺应社会发展新情况

顺应社会治理对象多元化。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的年龄层次、素质层次和空间分布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结构变化以及人口流动性增加，都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海量规模、网状覆盖率和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智能化”，可以实现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将其应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符合社会治理对象多元化的新要求。

顺应社会治理环境复杂化。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加剧了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速度。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严峻并且复杂的形势，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并存，国内和国外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交织，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和风险。“大数据+智能化”打破了以往社会和经济研究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能够更好地整合并提升多方面的社会数据资源，解决了政府决策基础薄弱问题，把少量的样本数据提升为海量的整体数据，提高了社会治理的可预见性。

顺应社会治理内容多样化。在社会治理当中，海量问题相互交织并相互影响。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社会发展，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使得城乡发展差异和公共服务建设存在的鸿沟难以缩小。政府应该合理有效地用“大数据+智能化”，科学采集信息，高效整合政府和社会数据，建设“大数据+智能化”网络服务平台，有效洞察民生问题，并提出更为全面的解决策略。

2.利用“大数据+智能化”需要注意的社会治理新问题

城乡信息化利用率差异客观存在。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差异，目前我国信息发展速度在空间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乡村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长期落后于城市，同时，农村大部分民众缺乏互联网、大数据、智能设备的使用技术，也缺乏在网站上表达诉求、提出意见、发表看法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能力。例如，在物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线买卖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及而又方便快捷的销售方式，但很多的农村民众，尤其是大部分的中老年群体，不熟悉互联网、不会使用互联网，更没有在网上进行农产品售卖的技术手段，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出售率，甚至积压滞销造成损失。长此以往，城乡发展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大数据+智能化”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是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谨防社会治理对技术依赖性加大。如果政府过分依赖大数据提供的信息，只靠智能化、公式化，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判，从而导致一些决策失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人有感情、有思想，并且时刻变化着，大数据不能掌握人的情感和思想，也无法作出准确推断。人的政治立场或者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依赖建立在智能化基础上的大数据从而作出的决策，往往会出现失误。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如何运用大数据，核心在于人，结合技术和社会环境，才能使大数据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法律监管仍需完善。各种注册网址、手机软件对联系人信息的读取，已经侵入到了人民群众的私人生活空间。掌握大数据技术的企业数量不多，法律监管的缺失，会导致大数据行业的垄断，危害人民群众个人信息安全。如果大数据被权力和资本垄断，就会颠覆治理的概念，从而产生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使社会治理回到传统的政府管制。在发展大数据技术的同时，建立健全法律监管极为重要。

3.“大数据+智能化”下的社会治理如何优化发展

“精准服务”与“公正服务”并行。打开网页搜索“大数据”，相关信息会立即出现，包括如何收集大数据、如何分析大数据，海量信息扑面而来。传统的信息社会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变化，“大数据+智能化”逐渐扩展并应用到政府、社会、企业等各领域当中。大数据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各级政府应当及时掌握、分析大数据，并合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更好地将大数据应用到政府治理当中，做到精准服务、公正服务于人民。

“城乡发展”与“均衡服务”兼顾。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大环境当中，城乡发展是否平衡将直接影响到经济水平。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网络发展新生态，高科技人才迅速向城市靠拢，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为居民生活带来福利。相比之下，乡村的信息技术相对封闭，村民对大数据的认知程度和利用率也较差。然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农民对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重视并兼顾城乡均衡发展，完善乡村的网络信息化建设，让农民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大数据平台建设，提出优化方案，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便利和均衡的服务，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技术创新”与“感性认知”连接。作为数据密集型技术的一种，“大数据+智能化”发展不完善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个别人或组织利用黑客技术通过各大网站、手机软件、快递公司等盗窃客户信息，实施欺诈行为。如果我们能够运用“云治理”的理念，增强技术防范、技术创新、技术安全性，就可以提高技术门槛，从而降低黑客技术成功入侵网站的概率。同时要培养和增强民众的数据素养，适应“大数据+智能化”的时代潮流，提高个人数据意识和思维观念，保持理性，将“大数据+智能化”作为一种高级技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

“监督制度”与“法律依据”构建。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所建立的网络相关法律体系仍不完善，对于网络环境下个体以及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国家的权力及边界等，在法律层面上还没有清晰的界定，由此可能会造成法律执行中的漏洞。健全有关“大数据+智能化”的监管制度和法律，是解决“大数据+智能化”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管理互联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然而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能满足“大数据+智能化”下的社会治理的新问题新需要，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们应该赋予并鼓励民众的合法诉求，发展和健全网络社会，保证“大数据+智能化”有法可依，预防社会治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